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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影的嚴肅 嚴肅的攝影
福州眾印網 2006/10/10 21:10:00 來源:轉載
《世界當代攝影家告白》 顧錚/編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/出版
在西方,關于攝影的論說與文字,太多太多了——國中獻身于當代嚴肅攝影的邊緣人,想必早有自己的作品與識見——這本書,我寧可相信對于國中的畫家們,對所有愿意睜開眼睛,用心觀看的人,大有裨益。
出于繪畫的傲慢與偏見,幾十年來,大部分視覺藝術家對視覺藝術的核心問題視而不見。恕我斗膽冒犯:我們的繪畫、雕刻、設計、電影、戲劇、電視,甚至包括文學,雖曾試圖探究各種盡可能深刻的命題,但因了不同媒材的“工具”意識與不同利益的“行業(yè)”藩籬,彼此隔閡,以至彼此無知,恐怕無心觸及攝影自誕生迄今而始終關切的嚴肅命題。
什么命題?為什么那是“嚴肅”的?我不知道。但這命題一直在那里,高高懸在所有視覺藝術的“頭頂”。
每當我面對嚴肅的攝影,如同遭遇警告,發(fā)現(xiàn)我其實不知道什么是觀看、怎樣觀看。我積蓄無數(shù)理由,為繪畫,為繪畫殘余而可疑的價值辯護,自以為懂得二者的分際,猶如律法,信守如儀。但攝影總能有效地使我暗自動搖,并給我另一副眼睛審視繪畫,注視世界——攝影,以其自外于藝術,甚至高于攝影本身的原則——或謂“無原則”——給予我更為寬闊的立場。
但我說不出那是什么立場。關于藝術?關于社會?還是關于“人”?
攝影的專論不曾有教于我。不像繪畫、音樂、文學,延綿久長,繁衍了自身的理論,并被包裹其中。攝影沒有理論——薩特、?、巴特爾、桑塔克,均曾懇切地談論攝影,周詳透辟,視攝影為亟待認知而難以評論的事物。權威攝影評論家亨利·荷曼·史密斯即曾著有專文,題為《批評的困難》。
我沒有資格談論攝影,只是對攝影持續(xù)驚訝的人。我甘愿一再迷失于攝影以及關于攝影的文字中。真的,攝影沒有理論,如果有,很可能就散布在千差萬別的攝影作品與攝影行為中,要么,我們就該傾聽這本書中所有攝影家歧義紛呈的真知灼見。
在我們的媒體、美術館及藝術教育的意識中,“攝影”早已具備,“攝影文化”則尚未真正發(fā)生。出版界的情形略微不同,山東畫報出版社面向大眾的《老照片》系列,若經巴特爾銳眼審視,便得以提出照片背后的大追問。前衛(wèi)藝術的某一“部位”倒是尖銳地意識到攝影的尖銳,惜乎其中“運動”的成分多于攝影。前時媒體頗為報道了一陣設在平遙的國際攝影展,自然是大好事,不過總覺得像是文藝派對……
攝影的覺醒,應是人的覺醒,我看見,中國的無數(shù)表象與隱秘,尚在攝影機前沉睡。
在重要的世界攝影舞臺,我常為東瀛小國的攝影深度所震撼。我不妒嫉沃霍爾與杜尚,但難以遏制對日本人的妒嫉:此事非關民族的虛榮與自尊:我們的體育、電影、前衛(wèi)藝術(包括其中有限的攝影作品)早已“走向世界”,然而在“世界攝影”中,雖然常會出現(xiàn)西方攝影家鏡頭下的“舊中國”或“新中國”,但恕我直言:罕見,或根本看不見中國攝影家。
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。
攝影比任何藝術更嚴肅、更無情。攝影難以為社會所駕馭。惟攝影膽敢自外于藝術,如書中大部分攝影家,寧可懸置自己的身份。他們,是一小撮內心深處不顧一切的人。
巴特爾對這本書中格外個人化、風格化,或注重新聞紀實的攝影,均不看重,他有道理。但他洞察攝影的桀驁不馴,竟將攝影認作是“瘋狂的姊妹”。他發(fā)現(xiàn),“持續(xù)地注視”照片,總伴隨著“潛在的瘋狂,”因為“注視既受真理影響,也受瘋狂左右!碑斔凇睹魇摇返臅鴮懼袑か@攝影的“所思”乃是“此曾在”——較為周全的翻譯是:“曾經存在,但現(xiàn)已不存在的東西”——結論是:“攝影、瘋狂,與某種不知名的事物有所關聯(lián),”那“不知名”的,是什么呢?他稱之為人心的“慈悲”: 《世界當代攝影家告白》 顧錚/編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/出版
在西方,關于攝影的論說與文字,太多太多了——國中獻身于當代嚴肅攝影的邊緣人,想必早有自己的作品與識見——這本書,我寧可相信對于國中的畫家們,對所有愿意睜開眼睛,用心觀看的人,大有裨益。
出于繪畫的傲慢與偏見,幾十年來,大部分視覺藝術家對視覺藝術的核心問題視而不見。恕我斗膽冒犯:我們的繪畫、雕刻、設計、電影、戲劇、電視,甚至包括文學,雖曾試圖探究各種盡可能深刻的命題,但因了不同媒材的“工具”意識與不同利益的“行業(yè)”藩籬,彼此隔閡,以至彼此無知,恐怕無心觸及攝影自誕生迄今而始終關切的嚴肅命題。
什么命題?為什么那是“嚴肅”的?我不知道。但這命題一直在那里,高高懸在所有視覺藝術的“頭頂”。
每當我面對嚴肅的攝影,如同遭遇警告,發(fā)現(xiàn)我其實不知道什么是觀看、怎樣觀看。我積蓄無數(shù)理由,為繪畫,為繪畫殘余而可疑的價值辯護,自以為懂得二者的分際,猶如律法,信守如儀。但攝影總能有效地使我暗自動搖,并給我另一副眼睛審視繪畫,注視世界——攝影,以其自外于藝術,甚至高于攝影本身的原則——或謂“無原則”——給予我更為寬闊的立場。
但我說不出那是什么立場。關于藝術?關于社會?還是關于“人”?
攝影的專論不曾有教于我。不像繪畫、音樂、文學,延綿久長,繁衍了自身的理論,并被包裹其中。攝影沒有理論——薩特、福柯、巴特爾、桑塔克,均曾懇切地談論攝影,周詳透辟,視攝影為亟待認知而難以評論的事物。權威攝影評論家亨利·荷曼·史密斯即曾著有專文,題為《批評的困難》。
我沒有資格談論攝影,只是對攝影持續(xù)驚訝的人。我甘愿一再迷失于攝影以及關于攝影的文字中。真的,攝影沒有理論,如果有,很可能就散布在千差萬別的攝影作品與攝影行為中,要么,我們就該傾聽這本書中所有攝影家歧義紛呈的真知灼見。
在我們的媒體、美術館及藝術教育的意識中,“攝影”早已具備,“攝影文化”則尚未真正發(fā)生。出版界的情形略微不同,山東畫報出版社面向大眾的《老照片》系列,若經巴特爾銳眼審視,便得以提出照片背后的大追問。前衛(wèi)藝術的某一“部位”倒是尖銳地意識到攝影的尖銳,惜乎其中“運動”的成分多于攝影。前時媒體頗為報道了一陣設在平遙的國際攝影展,自然是大好事,不過總覺得像是文藝派對……
攝影的覺醒,應是人的覺醒,我看見,中國的無數(shù)表象與隱秘,尚在攝影機前沉睡。
在重要的世界攝影舞臺,我常為東瀛小國的攝影深度所震撼。我不妒嫉沃霍爾與杜尚,但難以遏制對日本人的妒嫉:此事非關民族的虛榮與自尊:我們的體育、電影、前衛(wèi)藝術(包括其中有限的攝影作品)早已“走向世界”,然而在“世界攝影”中,雖然常會出現(xiàn)西方攝影家鏡頭下的“舊中國”或“新中國”,但恕我直言:罕見,或根本看不見中國攝影家。
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。
攝影比任何藝術更嚴肅、更無情。攝影難以為社會所駕馭。惟攝影膽敢自外于藝術,如書中大部分攝影家,寧可懸置自己的身份。他們,是一小撮內心深處不顧一切的人。
巴特爾對這本書中格外個人化、風格化,或注重新聞紀實的攝影,均不看重,他有道理。但他洞察攝影的桀驁不馴,竟將攝影認作是“瘋狂的姊妹”。他發(fā)現(xiàn),“持續(xù)地注視”照片,總伴隨著“潛在的瘋狂,”因為“注視既受真理影響,也受瘋狂左右。”當他在《明室》的書寫中尋獲攝影的“所思”乃是“此曾在”——較為周全的翻譯是:“曾經存在,但現(xiàn)已不存在的東西”——結論是:“攝影、瘋狂,與某種不知名的事物有所關聯(lián),”那“不知名”的,是什么呢?他稱之為人心的“慈悲”: “從一張張照片,我……瘋狂地步入景中,進入像中,雙臂擁抱已逝去或將逝去者,猶如尼采所為:1889年1月3日那天,他投向一匹遭受犧牲的馬,抱頸痛哭:因慈悲而發(fā)狂。”
在《明室》的末尾,他寫道:
“社會致力于安撫攝影,緩和瘋狂。因這瘋狂不斷威脅著照片的觀看者……為此,社會有兩項預防的途徑可采用:第一道途徑是將攝影視為一門藝術,因沒有任何藝術是瘋狂的。攝影家因而一心一意與藝術競爭,甘心接納繪畫的修辭學與其高尚的展覽方式。……另一安撫途徑是讓它大眾化、群體化、通俗化……因為普及化的攝影影像,藉展示說明的名義,反而將這個充滿矛盾與沖突的人間給非真實化了!
攝影的選擇是什么:
“瘋狂或明智?攝影可為二者之一……讓攝影順從美好夢想的文明化符征,或者,迎對從攝影中醒覺的固執(zhí)的真實!
去除了上下文,這些話可能是費解的,我所以反復閱讀(臺灣譯版)的《明室》。他說的是西方——久在西方,我對他的言說始有漸進漸深的認知。中國眼下的進步,已初具他對影像文化所概括的景觀:影像正在我們周圍泛濫:“藝術”的,或“大眾”的。而“從攝影中醒覺固執(zhí)的真實”,卻是稀有的經驗,一旦遭遇,仿佛被目光逼視,不免驚怵,以至難堪。攝影猶如言論。在一個誠實的言論尚未獲致充分表達的空間,攝影的處境必是曖昧的。攝影家可能并不自知。
我被這本書觸動的不是照片,而是言論的鋒利。此外,我要說,攝影不應該僅在書頁中被觀看。目擊一幅原版照片,比鏡頭目擊真實更具說服力。凝視原版的質感與尺寸——這質感、尺寸絕不僅指作品的物質層面——是不可取代的觀看經驗,并從深處影響一個人。
愿偉大的世界攝影直接迎對我們的目光。還要等多久?此刻,我謹感謝顧錚先生堅持多年的編述,感謝上海文藝出版社做成這本書。
本文標題:攝影的嚴肅 嚴肅的攝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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